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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中国 9.0

寻路中国
豆瓣评分:9.0
作者:  [美] 彼得·海斯勒
副标题: 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原作名: 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
译者: 李雪顺
出版年: 2011-1
页数: 426
定价: 33.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译文纪实
ISBN: 9787532752805

内容简介  · · · · · ·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

(展开全部)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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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 · · · ·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

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海斯勒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

海斯勒散见于各大杂志的旅游文学作品,数度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等殊荣。海斯勒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目录  · · · · · ·

第一部 城墙
第二部 村庄
第三部 工厂
致谢
资料来源
译后记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 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 引自第17页
  • 罗师傅的生活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自己搞定。”在经济开发区,经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一般都是凭着自己的天资或者努力来实现,他们既没有期待也没有实际得到过来自政府、工会,或者其他人的支持。 在工业城镇,人们对于当地政府的态度大多漠不关心。很多人抱怨当地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可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用的尽是些非常抽象的话语,因为他们跟领导干部很少有正面接触。这跟高速公路上的超速罚单十分相似:如果有警察把车子拦下来,找驾驶员的麻烦或者粗暴地施以罚款,驾驶员们可能会勃然大怒。不过,当局在这些方面精明一些。因此,他们常常会找到合适的策略,既弄到了钱,又不让事情太针对个人。最主要的是,老百姓对此能够忍受,有时候甚至甘愿听其摆布。一个工厂的老板告诉我,他为了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情行过贿。“你得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他对我说,“你得给他们送烟,你得请他们吃饭——多少给他们一点面子。如果他们不干这些事情,就只能成天待在办公室。替他们想想吧,他们不能做生意,也不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的日子多无聊啊!” 等到人们真正向政府求助时,那通常是走投无路的标志。当我沿着高速公路驾车前行的时候,只有在因为修筑大坝而被迫搬迁的城镇里,才能听到那里的人们偶尔满怀希望地说起,可以从领导干部那里得到什么东西。 尤其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制度竟然运作良好。它不一定非要取悦于人,而且肯定没有绝对的公平,可却非常管用。政府很精明,他们不会把所有人安置在一个地方,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酿成政治风波。相反,他们把这些人分散到沿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各个城镇里。他们还制订了一些小规则,使人们没有精力去顾及大事情。他们要测量平方数,要数果树的棵数,他们要在砖房和木板房之间制造出差距。这样的做法给人一种合理合法和按既定程序办事的印象,可实际上却是毛病多多。关于大坝的修建,本应该举行公开的会议,媒…

    —— 引自第375页

> 全部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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