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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十论 9.1

传统十论
豆瓣评分:9.1
作者: 秦晖
副标题: 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
出版年: 2003-10-1
页数: 404
定价: 1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名家专题精讲丛书
ISBN: 9787309037128

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作者简介  · · · · · ·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史、农民问题、改革与现代化问题研究,主编《农民学》丛书,出版专业著述《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耕耘者言:一个农民学研究者的心路》、《陕西通志》魏晋卷(合著)、宋元、明清卷(合著)、《经济转规与社会公正》(合著)等,随笔集《问题与主义》、《天平集》、《思无涯,行有利》等。

目录  · · · · · ·


1 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
2 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3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
4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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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 1.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 2. 个人本位是现代化的特征而不是某个文化的特征,甚至也不能说是西方文化的特征。 3. 也就是说救亡把启蒙、个性解放的矛头更多地指向小共同体而不是大共同体。 4. 《共同体与社会》这本书中写的共同体,书中没有用“小”,因为在西方人眼中所谓共同体就是小共同体。 5. 东南沿海的很多现象,所谓中国的本土资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这本来是比较成问题的。 6. 抽象地说家族发达与否很难度量,但家族公产的发达程度是可以这样说的。家族组织不管是族谱、祠堂、族墓甚至乡规、族约都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一基础的体现就是族庙公产。 7. 村社之间的土地交易在汉代已经有了,宋元以后更为普遍。但在英国这样村社观念不是很强的国家,打破村社观念竟然引起了极大反响。 8. 于是,所谓“官”不与“民”争利也就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国家不与私人争利——这“私人”自然包括权贵在内。其二是权贵不与平民争利。 9. 如果说“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的话,“不抑兼并”的结果则通常是“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10. 尤其是最高皇权的代表者之所为,他们眼中的“兼并”,主要是“商人并兼农人”(西汉晁错语)、“阡陌闾巷之贱人与人主争黔首”(王安石语)。倒是历代“不抑兼并”者所反对抑制的,才是真正主流的“兼并”。这样一来便出现了如下趋势:“抑兼并”者的国家统治严厉地束缚了“阡陌闾巷之贱人”的经济发展,而“不抑兼并”者的自由放任则使“官品形势之家”得以肆行聚敛。“抑兼并”则朝廷禁网遍地,民无所措其手足,“不抑兼并”则贪官污吏横行,民无所逃其削刻。 12. 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

    —— 引自第1页
  • 在这里应当讲究一点强者对弱者的“无为”,权力对权利的“无为”,讲究一点宽容与自由,决不能借“兼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制,要记住:再高尚的人,其权力也要有制约;再平庸的人,其权利也应受保障。 ………… 至于“穷则独善其身”,其缺陷在于只强调无权者的道德自律,而没有考虑需要考虑争取和维护“无权者的权利”。人们可能认为,这样的权利只关乎个人。在发达的现代公民社会里这样认为或许也无大碍,因为公民权已经收到保障的条件下,他们有权利关心并参与公共事务,但社会并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必须“兼济天下”。 但是权利如果尚待争取,那情况就与保住已有权利不至于丧失有所不同了。本来,“计划经济”要求深奥的“科学”来为经济过程提供人为的“最优解”,而自由经济只要求不“偷”不“抢”,公平交易自会“顺其自然”;“理想政治”要求人皆为圣贤,而自由政治者只要求人不作奸犯科。总之,“自由”原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然而另一方面,“自由”本身却又是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某个人付出艰辛而挣到一笔钱,别人不能分享;经过努力而得到的名声与荣誉,他人不能分沾;甚至经过流血打下的“江山”,别人更不能染指。唯有“自由”这东西,一旦实现便是高度公共化的,某个人付出牺牲争到了自由的制度,则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制度中“免费享受”了自由;如果这人对此不快并要求自己比别人享受更多的“自由”(或反过来要求别人享有更少的“自由”),那这要求本身便破坏了他所要争到的东西。如果这个人一开始便看到了这一点并要求所有人都像他那样为争取自由而付出代价,那么他更是一开始便破坏了自由主义—因为这个主义的基础便是尊重个人选择,承认理性自私。于是,自由主义便会陷入西人所言的“搭便车”,我们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困境。应当说,在绝大多数场合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都是这种“行为困境”,而不是什么“文化困境”。

    —— 引自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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